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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商幫的地域特色與文化承接

                       在我國長期的封建歷史進程中,雖然傳統文化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興農抑商”和“重仕輕商”思想,一直制約著中國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但即便在這種環境之下,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依然源遠而流長。從早先秦漢“富商大賈周流天下”(注:《史記·貨殖列傳》載)的簡單商品經濟的發祥,到唐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繼而至明清十大商幫部落的出現,乃至于到現代五大商幫的崛起,無不昭示出中國商品經濟發展歷史的深邃與久遠。

                  伴隨我國具有濃郁區域色彩的中國商幫經濟的產生與發展,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積淀和蘊育了悠久燦爛的商業文化文明。同時,這種傳統商幫經濟所孕育出的區域地緣特色和商業文化文明,長期以來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剖析我國傳統思想文化對商業經濟發展的制約性歷史背景,中國商幫經濟在遭遇當時特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排斥下得以產生和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區域地緣和宗族血緣為特色的中國商幫經濟,這在我國當代商業經濟的現實發展格局中表現出明顯的歷史傳承性,從中依然不難找尋到它的遺傳烙痕。

                  嘗試探求中國傳統商幫經濟在其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區域地緣特色、以及傳統商業與現代商業之間的文化承接關系,既是我們了解中國商業發展史歷程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們深化認識我國現代商業發展特色的客觀要求。

                  傳統文化抑制下的商品經濟

                  在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封建社會時代,作為以交換為條件的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始終受制于我國傳統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雖然早在奴隸社會即已出現有以剩余產品交換為內容的簡單商品流通,然而我國傳統商業經濟能夠得以存在和發展,也始終只能局限在以非對抗自給自足為基礎的主流農耕經濟的前提之下。

                  據考證,我國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了商人、市場的概念,并出現了早期商業的社會分工。據《春秋轂梁傳》中記載:“古者有四民,有士民(從政)、有商民(經商),有農民(務農),有工民(技匠)。”在《周易·系辭下》中還記載了中國社會最早出現的商品交易市場現象:“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同時,春秋時期的管仲也認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注:《管子·王制篇》載),《荀子》中將四民排列為“農士工商”。值得說明的是,在當時這種社會分工序位的平行排列中,并不代表各行業存在著尊卑高低的區別,他們之間基于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需要而處于平等地位,因而被同稱為構成“國家基石”的四大分工。與此相反,戰國末期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首次將商人列為“五蠹”之列,并稱之為“邦之蠹也”(注:《韓非子·五蠹》載),認為這“五蠹”不利于農耕征戰,而且會像蛀蟲那樣有害于社會,從而徹底否定了商業存在的價值,自此開始了抑制商品經濟發展的文化思潮。除受此影響之外,在這一時期中,以剩余商品交換為條件的簡單商業經濟的出現,既受制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局限,又受到了農奴制政治經濟關系的制約,因而它在商品種類、流通范圍和交易手段上都呈現出明顯的簡單原始交易色彩。

                  進入封建社會后,尤其是漢代武帝“絀抑黃老,崇尚儒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以儒家教義為核心的、并在中國社會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封建傳統文化思想,出于封建專制政治服務的需要,在客觀上抑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西漢景帝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晁錯(前200--前154),在繼承先秦法家“重本抑末”思想的基礎上,第一個提出了“農本商末”理論,向皇帝提出了“重農抑商”的建議,反對商人兼并農人,從此打破了“士商工農”四民之間的平等地位而出現了尊卑貴賤之分。之后在“仁、德、禮、義”的儒家思想統治下,由于“商者逐利”的行業本質與“仁義之德”主流文化之間客觀存在的思想價值沖突,導致了以“重農輕商”、“重義輕利”、“學而優則仕”(注:《論語·子夏》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等思想為內容的價值觀體系,在我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確立了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觀念。由此以來而形成的“輕商、抑商”的價值取向,長期抑制著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

                  地緣經濟孵化中國商幫

                  在我國長期的奴隸制時期以及封建制社會中后期以前,雖然偶爾出現過諸如呂不韋、范蠡、子貢等古代富豪商賈和走道貨郎的個例現象,但他們都并非現代意義上的職業商人,大都與政治、學術、農耕聯系密切,即便是到了明末清初十大商幫的出現,這種傳統的商業經濟力量依然也沒能夠動搖和改變中國崇尚農業文明為基礎的社會體制。然而,我國古代地緣經濟特有的地域異性所孵化出來的商幫經濟,在加強信息溝通、調節供給需求、促進貨物流通以及滿足社會生活和生產需要等方面,客觀上發揮了重要的功能與作用。

                  我國商幫經濟在封建主流文化思想的抑制排擠下能夠得以產生和發展的特點,是由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地域異性所決定的。通過對我國明清時期所出現的晉商、徽商、陜商、粵商、閩商、魯商、贛商(古稱江右)、龍游(浙中地區)、寧波、洞庭(蘇州太湖洞庭)等十大商幫的地域分析,除粵商、閩商和浙商濱臨大海外,其它各商幫均處于我國長江、黃河兩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區,這些區域大都是水患連年、海難突出或土地貧瘠的地區,但在當時以水運為主的商貿交通條件卻頗具先天優勢。同時,由于我國地域遼闊,自然環境的差異性所導致封建農耕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相對于廣大中部地區優越的農耕條件和邊關地區的戰亂紛爭,這些地區更適合于發展以貨物流通和商品交換為職能的商業經濟。但在此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在當時以封建專制為政治環境、以農耕手織為經濟基礎、以儒家思想為文化主流的社會背景下,這些地區商業經濟的起步和發祥也頗帶有幾分被迫的無奈。

                 

                以最早崛起的北方山西晉派、陜西陜派商幫為例。山西、陜西地處黃土高原,屬大陸性半干燥氣候,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貧瘠,地緣性農耕經濟基礎薄弱,依靠單純的農業耕作根本無法實現生活的自給自足,所謂“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但其陸路交通承南啟北、四通八達,扼守邊關商路之咽喉,尤其在14世紀中后期的明洪武年間(1368-1398年),朝廷為保障北部邊防糧食供應實施的“開中法”,使晉陜商人以其地利之便獲得了得天獨厚的優勢。當久受貧寒之苦的山西人在生活乃至生存受到惡劣自然條件威脅的前提下,早期晉商的先人們在16世紀中葉的明代中期,只是屈于謀生而紛紛遠赴塞外,冒長途奔波和劫匪越貨之險被迫離開家園,從小販行商起家,通過“走西口”把糧食等物資運往邊關換取鹽引,用內地緞綢、布絹、棉花、茶葉、針線、米鹽、糖果等交換塞外馬、牛、羊、騾、驢、羊皮、皮襖等特產,卻意外地開辟出一條繁榮一時的邊貿商道,獲利頗豐,并由此而孵化出晉派商幫的喬家、渠家、常家等第一代富豪商賈。對此,陜西商幫的經歷也與之類同。

                  而與之相應的南方廣東粵派、浙江寧波商幫,同樣是迫于其封建農耕經濟基礎的薄弱,而走上商業求生之路的。粵、浙兩地臨近東南波濤洶涌的大海,由于當時抵御自然災害能力的局限和生產力水平低下,東南沿海地區長期經受著臺風海難襲擊的磨難,傳統的農耕經濟難以維持當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貧苦的生境迫使其憑借良好的海運條件從事海上商品貿易活動。以潮、汕為代表的粵派商幫,早在16世紀初的明代正德年間(1506—1521年)便大批投入海上商業冒險活動,由于他們最早以海販海盜、亦盜亦商起家而被貶稱為“潮汕海寇商人集團”(注:《乾隆潮州府志》載。而興盛于19世紀的寧波商幫,自唐宋以來就沿著東部海岸向北開拓海上商業貿易,后成為了以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為據點的地緣性商幫。

                  除此之外,十大商幫中的徽商、閩商、魯商、贛商、江右、龍游、洞庭等其它地區的封建商業經濟產生,依然沒能排除這些區域農耕自給不足、農業生產條件等農耕經濟基礎薄弱的影響,商人大都出于生存本能被迫脫離當時的農耕主體經濟而從事商業活動。雖然封建社會政治專制和經濟自給的制度本質,決定了中國的商幫經濟的發展從開始起步之日起,就必然受到主體農耕經濟的排擠,但同時也正是這種排擠作用長期壓抑了社會生活的需求,使早期從事商業活動的商人在缺乏競爭機制的市場環境中獲得了難得的暴利空間,從而有利于各派商幫順利而快速地實現商業資本的原始積累。這就是我國封建地緣經濟的差異性本質孵化出的區域商幫經濟,之所以帶有顯著的地緣特色的重要原因。

                  商幫文化核心及承接關系

                  以崇尚“仁、德、禮、義”為核心的儒家思想,長期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主導的統治地位,而封建商業作為這一社會經濟形態中異軍突起的新興的非主流經濟成分,在其產生和成長過程中,必然會通過迎合主流思想文化的需要而緩和主流農耕經濟對自身的對抗和沖擊,以求緩減來自社會與經濟層面的排擠壓力,從而確保商業經濟在傳統封建體制下得以生存和發展。在這種特殊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封建商業通過長期對主流儒家思想的借鑒和融合的實踐,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商幫文化和早期商業文明,并使之在時代的變遷中得以傳承銜接。

                  相隨我國傳統道德中“仁、德、禮、義”等儒家文化核心的思想本源,我國傳統商幫文化的精髓也始終凸顯出“誠信真善、義利并舉”的文化內涵。自古以來,我國商幫及商人一向崇尚的“誠信之德”、“真善為本”、“以德治商”等富含儒韻的商道思想,在他們的經商實踐中具體表現為“以誠待人,以信待物”、“童叟無欺,信譽至上”、“以質取勝,貨真價實”、“勤儉敬業,吃苦耐勞”等經商理念,這對維護當時極度缺乏法制支持的封建商業經營秩序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為商人之間相互實現各自經濟利益的基礎保障和傳統商幫文化的核心思想。南宋著名思想家、永康學派創始人陳亮提出的“義利并舉”思想,突破儒家“重農抑商”思想的桎梏,將經商以逐利為先的本質與儒學理念結合起來,形成了“經商濟世”的商道思想,成為許多高境界商人的處世哲理。在封建商業中被普遍遵循的“以和為貴”、“和氣生財”、“和而不同”等經營思想,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和諧觀念在我國商幫文化中的具體反映,也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儒家思想在封建商業領域中的文化延伸。清末狀元、著名大實業家張謇懷著對清廷腐敗無能的失望而下海經商,立志于實業救國,他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儒家經世仁德思想,將實業經商的經濟行為與心系天下蒼生的政治抱負相聯系,更是把經商濟世思想提升到國計民生的至高境界。

                  同時,在我國商幫文化的演繹過程中,長期依附封建體制而形成的以宗族血緣為核心的家長式經營管理與以攀緣政治為特色的官商文化情節,也是我國封建商幫經濟所特有的文化現象。與傳統封建社會中以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的農耕經濟相適應,家族式經營也是封建商幫從事商業經營管理的主要組織形式,這并非完全是一種簡單的宗族血緣的保守觀念,而是傳統商幫文化深受封建家長制禮教的儒家思想滲透的結果。官商文化情節作為我國商品經濟的突出現象,這種原本與平等、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不相適宜的灰色文化,之所以在我國長期存在進而可以影響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關鍵在于我國長期奉行的人治體制,造成了商人通過攀緣封建政治勢力以獲取壟斷利益,而政治勢力借以權力尋租而參與商業分羹,甚至先富商人更可以商業投資的動機采用捐納方式進入仕途之路,從而合法實現商業資本與政治權力的融合。長期以來,中國商幫的官商文化情節并無南北之分,而是普遍存在于商業領域,最多只是輕重程度不同的差異而已,這也是導致封建政治腐敗和社會昏暗的一大根源。

                  應該肯定的是,我國傳統商幫經濟所形成和沿襲下來的商業文化,即便其中摻雜有一定的槽粕成分,但這種商業文化的主流是積極的,并一直影響著我國的商業實踐和商業行為。

                  現代商幫地緣環境探析

                  隨著兩千多年封建統治歷史在中國的消亡,以晉商、徽商、陜商等為代表的封建商幫,由于其對封建經濟和政治的嚴重依附,最終從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輝煌而迅速走向衰落,而隨著傳統農耕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的發展,商業貿易的對象也從傳統農副手工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產品為主轉變。基于這種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進步轉換而崛起的現代商業,適應了現代生產流通的社會化分工的發展要求,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的全面推行和實施,為我國現代商業經濟的快速發展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內,我國新一代以區域地緣為特色的現代商幫已初現雛形,初步形成了以山東、蘇南、浙江、閩南和珠三角為代表的五大現代區域性商幫,已日益成為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引擎。

                  我國現代商幫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依然表現出濃烈的地緣性區域色彩。作為我國新生代的五大現代商幫,大都位于我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發達城市群落,聯合國發布的世界各國城市發展指標及發展前景統計報告中,我國上榜的最具發展前途的25個城市中沿海城市的絕大多數位于五大新商幫的區域范圍。其實這些發達地區從地緣環境上并沒有明顯的自然資源優勢,地緣環境的生存條件甚至不如許多中西部地區,但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區域發展政策的扶持與推動下,這些區域依托其良好的海外貿易便利通道優勢,通過現代商業的流通效應整合全國乃至全球的經濟和市場資源,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現代產業集群,實現了現代商業資本與實體產業資本的有機融合,毫無爭議地成為了當前我國外向型經濟的主導力量。

                 

                與傳統商幫相比,現代商幫的地域屬性已大大突破了以往的經營規模和區域范圍,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區域經濟特色上打上了地域屬性的烙印,成為現代商幫經濟地源環境的新的重要特征。以寧波、杭州、臺州、溫州等區域為代表的浙江商幫,其在全國乃至世界的皮鞋、服裝、低壓電器等輕工產品制造業領域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有近500萬浙商、80萬浙籍企業活躍在中國本土各個地區和全球五大洲市場,僅上海一地的浙商企業就達5萬家,占該地外來企業總量的20%。據統計,2003年浙江民營企業的產值就已達到8270億元,這一數據超過上海市2004年全年生產總值(GDP)819.73億元,接近于北京市全年生產總值的兩倍(北京2004年GDP總額為4283.3億元)。同時,浙商在全國十大民營企業排名中占據4席,在中國最具競爭力民企50強中占有26席,在中國民營企業家綜合實力排名500強中占了188位,均居全國之冠。作為傳承經世致用思想的永嘉文化傳人,浙江商幫在商品經濟潮流中確立了產業集中、競爭力強、優勢明顯的區域商幫品牌。

                  而以廣州、深圳、東莞、順德、中山等區域為代表的珠三角商幫,以濟南、青島、威海、煙臺等區域為代表的山東商幫,以蘇州、無錫、常州等區域為代表的蘇南商幫,以及以廈門、泉州、漳州等區域為代表的閩南商幫,都各自在電器、通訊、電子、玩具、服裝、紡織、鞋業、釀造等加工制造領域,具有雄厚的產業基礎和明顯的比較優勢。同時,新五大商幫所在區域大都擁有完備的現代港口設施和商貿物流通道,造就了這些地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商品經濟的優越地緣環境。

                  中國商幫發展趨向及困惑

                  中國現代商幫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是我國改革開放后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結果。20多年來,隨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為我國沿海區域經濟的迅猛發展創造了宏觀優越的先決條件,結合沿海區域良好的商貿地緣環境的開發,是我國現代商幫得以產生和發展的時代背景。伴隨我國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開放政策的實施,廣州、深圳等南部沿海城市的開放孕育了珠三角商幫,閩三角的發展滋生了閩南商幫,環渤海灣的開發推動了山東商幫的誕生,長三角的崛起更是培育了浙江與蘇南兩大孿生商幫,從而使得沿海五大新興商幫所在的區域,能夠迅速成為我國經濟最為發達和商業最為繁榮的地區。

                  可以看出,從商幫分布的地緣性點狀向區域性片狀轉變,并形成中國最富有的沿海經濟產業帶,將是我國新興商幫經濟發展的明顯趨向。其實除了新興的五大商幫區域外,我國沿海地區自北啟渤海灣的大連、營口,東到杭州灣的上海、舟山,南至北部灣的北海、雷州半島,都是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最高、后勁最強的經濟區域,相對廣大的內陸地區,先發優勢讓這些沿海地區擁有更加殷實的產業基礎、便捷的交通網絡、高效的商貿物流等條件,占有了經濟發展動能和勢能的先機,因而其后續發展將具有更強的產業整合和輻射能力。同時,商品經濟條件下的人才、資本、技術等經濟資源的市場配置和自由流動,決定了現代商幫經濟將改變傳統商幫以土著地緣性為標志的地緣區域屬性,現代商幫經濟將會更多地表現出商品與服務原產地效應的發展趨勢。

                  我國東部沿海作為現代商幫經濟崛起的發祥地,長期以來在國家的重視和支持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迅速成為當今中國資本財富最為聚集的地區。然而,當我們依照科學發展觀和創建和諧社會的戰略思路進行審視時,不難發現我國商幫經濟存在著諸多非潛在的不和諧因素,預示著東部沿海經濟正面臨著未來發展的困惑。首先,隨著東部沿海新興商幫的崛起和產業經濟的高度集中,使之與廣大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不斷擴大,以及新富階層與貧困群體已客觀形成的巨大反差,導致這種發展的不平衡性和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將對東部沿海長期發展所需的良好宏觀環境帶來不利影響。其次,無論是珠三角之于電器、浙江之于皮鞋和服裝、還是閩南之于運動鞋等在產業經濟上的競爭優勢,新興商幫都是建立在單一勞動力資源的廉價輸入和利用的薄弱基礎之上,缺少技術、品牌核心價值的開發,這種廉價競爭不利于產品的平穩出口,產品利潤空間逐漸縮小,經濟增長容易受制于人。第三,新興商幫依然大量存在的承襲傳統商幫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式經營管理模式,這種現象對于新興商幫適應當今經濟全球化和競爭國際化的戰略要求,普遍缺乏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保障。第四,伴隨新興商幫發展而隱蔽相隨的官商情節,是極易滋生政治腐敗和商人投機暴富的溫床,這將對建立我國公開、平等、自由的市場競爭秩序和安定、團結、和諧的社會穩定秩序構成嚴重的破壞,任其蔓延必將會阻礙新興商幫經濟的健康發展。

                  借鑒地繼承和發揚積極的傳統商幫文化中的優秀因子,應當是我們正確對待傳統商業文化承接的歷史態度。因此,我們在追求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應該冷靜頭腦、居安思危,要真正自覺地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加強有效的宏觀調控和微觀監督,實現區域的平衡發展和社會的公平秩序,提高產業競爭實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只有這樣,才能營造新經濟時代下能夠確保我國新興商幫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所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也只有這樣,才能催生出能夠適應現代經濟發展要求的更多、更優秀的區域特色商幫,最終實現國家繁榮昌盛和全民富裕安康的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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