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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東潤先生

                 作者:陳思和

                 

                   陳思和(1954—),廣東番禺人,生于上海,作家、文學評論家。著有《巴金論稿》(合著)、《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等。

                 

                 

                                                             

                                                                             朱東潤

                 

                    我進大學那一年,朱東潤先生已經八十二歲,還擔任著中文系的系主任。時間過得可真快,記得第一次走到學校大門前,眼睛望著“復旦大學”四個毛體字,心里不由地“格登”跳了一下。像是為了壯膽,我很記住自己邁入學校大門的那一刻心境,從這以后,我的生命旅程就一直走在復旦校園里,平靜如水地上課、下課……一晃竟十八年過去,朱東潤先生今年是百歲誕辰了。

                   朱先生活著的時候,是中文系的靈魂;他死了,一股子凜然的正氣依然彌散在中文系的教師中間。現在五六十歲左右的一代,凡懷念中文系的舊歲月時,總會情不自禁地說:朱先生那個時候……就好像朱先生代表了一個時代,他的名字與中文系的某段歷史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在我進大學的時候,系里七八十歲的老教授還有十多位,但是大多都不上課,像國寶似的,一般秘不示人。朱先生則不同,因為那時他還擔任了系主任的工作,比較容易見到他。校慶七十周年的時候,他還作學術報告,講梅堯臣的詩,講著講著,不知怎么批評起郭沫若,旁邊有人悄悄告訴我,在50年代初期,朱先生曾懷疑屈原實無其人,《離騷》是后人偽托的,結果被人狠狠批了一頓,所以至今不忘。

                   在我的記憶里,朱先生不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他總是一本正經,我們作學生時,對他有點敬而遠之。那時中文系學生喜歡搞創作,常常缺了課躲在寢室里寫小說,朱先生知道后,跑到學生宿舍來與我們聊天。他板著臉說話,大家縮著頭聽,他講了很多,大致的意思有二點:一是中文系學生不要急著搞創作,更不要忙著給報刊雜志寫文章,這些都不算成績的,作學生就應該老老實實讀書,打好基礎;二是中文系學生也要學好外語,否則不管什么學問都做不好,做不大。說完后,一個人,拿著一個手電,踽踽地走了。他不要同學們送他,更不要別人攙扶他,現在想起來,他說的兩點意見真是金玉良言,可惜那時的學生,一個個大才子似的心比天高,能聽得進去的人實在很少。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朱先生是來講他寫人物傳記的創作體會,氣氛一定會熱烈得多。

                    朱先生是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的,聽說在武漢大學教書時,有些研究古代文學的老學究們瞧不起他,以為留洋學生不懂中國文化,他那時講中國文學批評史,賭氣用文言編了一本講義,后來出版了,還是用文言文。但他寫的人物傳記卻很有現代精神,特別是《張居正大傳》,直到前兩年,國內還有出版社在翻印這部書。朱先生對這部傳記也很自負,聽60年代的學生說,朱先生那時作學術報告,講人物傳記,自認為世界上有三部傳記是值得讀的:第一部是英國的《約翰遜傳》;第二部是法國的《貝多芬傳》;第三部就是中國的“拙作”《張居正大傳》。我雖沒有親耳聽朱先生這樣說過,但我相信他是會這么說的,說實話,我很佩服這樣的學者。作學問本來就應該有這種與世界平等對話的自信,不像現在,中國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問題,偏要從外國人或者跑到外國去的中國人那兒找理論依據。

                    朱先生是個儒家,研究學問和平時為人一樣,講究入世的居多。他寫的人物傳記,有張居正、梅堯臣、杜甫、陸游、陳子龍……一個個出將入相,忠肝義膽,都是錚錚鐵骨之輩。后來我讀他的遺著《李方舟傳》,里面寫到自己的生世,倒也是很平常的一個書生。我猜想他年輕時一定有許多抱負,可惜知識分子的“廟堂”已經崩潰,他只能在自己的學術崗位上,做著經國濟世的夢。在60年代曾有出版社請他寫蘇東坡的傳記,他倒也認真地研究了一番,結果還是回絕了出版社,理由是他不喜歡蘇東坡這種游戲人生的世界觀。其實蘇東坡一生坎坷,又滿肚皮的不合時宜,若是不學點老莊的人生觀,早就生癌死掉了。然而朱先生不喜歡蘇東坡。還有一件事,也頗說明他的個性。有一次在中文系的研究生入學會上,朱先生講治學之道,講到了陳寅恪,朱先生說,寅恪先生學問雖然好,但晚年花了那么多精力去研究一個妓女,大可不必!這話惹翻了中文系的另一位博士生導師,陳寅恪先生的弟子蔣天樞教授,竟當場拂袖而去,朱先生也氣得臉色發白。這件事后來傳出去,成為贊嘆陳門弟子護師尊師的佳話,但朱先生的道德文章,也由此可見一斑。

                    我原先也沒有想到,一生都為民族脊梁立傳的朱先生,最后一部傳記竟是寫他夫人的。我沒有見過朱夫人,聽說是個賢惠的家庭婦女,“文化大革命”中因朱先生的牽連而被批斗,被強迫掃地,她忍受不了侮辱自殺了。朱先生前半生流離顛沛,與夫人離多聚少,后半生在復旦定居,才過了幾年的安定日子,不料又生出如此慘劇。那時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漫漫長夜里,他一邊抗爭著白天被批斗、被強迫勞動帶來的身心疲憊,一邊偷偷地寫下了他夫人平凡而動人的一生。可惜這部《李方舟傳》在朱先生生前沒有出版。大約十多年前,一次校園里走路時遇見朱先生的高足陳尚君兄,他隨口告訴我,朱先生有一部傳記,是寫他夫人的,至今還鎖在抽屜里。當時言者無心,聽者也無心,事情就過去了。直到去年我為上海遠東出版社策劃“火鳳凰文庫”時,突然記起了這件事,忙去找著朱先生的孫女朱邦薇小姐問,果然有這部書稿。現在,在朱小姐的支持下,《李方舟傳》終于問世。因為這部書稿是在沒有自由的歲月里寫的,老人沒有寫到“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傳記的最后一章,寫他七十歲生日那天,老夫婦同游南翔鎮,無意中聽到一首騷體悲歌如天音傳來,夫人聽了慘然淚下,預兆了山雨欲來,恰似全本《水滸》里“梁山泊英雄驚噩夢”的味道。

                    在讀這部書稿時候,不知怎的,我想起蘇東坡的“十年生死兩茫茫”的詞來,已經淡忘了的朱先生形象慢慢地出現在眼前。但原先以為朱先生的凜然不可親近的感覺,現在消失得干干凈凈,倒分明覺得是一個面帶愁容、滿腹隱憂的老人,被傳統的知識分子的入世精神驅使著,吃吃力力地跟著時代跑,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似乎也有著蘇東坡式的陰魂。這是他不愿見到,更不愿承認.

                    關于朱先生,還有許多故事,我不想說下去。我想起古人的一句話,正適合朱先生的一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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